军事
西平巴蜀
东晋政权地处上江下游，若欲长治久安，必须依赖上游的巴蜀地区。只有上游可靠，下游才会安全。蜀灭于魏，孙吴遂难自保，“一片降幡出石头”，东晋不可不鉴。巴蜀地区战略地位重要，则消灭成汉政权也就势所必然。
永和二年（346年）十一月，桓温率军西征，并于次年（347年）三月攻克成都，逼降成汉末代皇帝李势，随即又平定李势旧部邓定、隗文的反叛。成汉政权割据蜀地四十四年，至此而亡。西征的胜利，不但使桓温威名日盛，也为日后的北伐行动提供了稳固的后方，增强了国力。
北伐中原
永和十年（354年），桓温北伐前秦，兵锋直指霸上，逼得前秦皇帝苻健退守长安内城。永和十二年（356年），桓温进兵河南，在伊水击败羌帅姚襄，收复旧都洛阳。但他太和四年（369年），桓温北伐前燕，一直打到枋头，距前燕国都邺城只有二百多里，还收复了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，可惜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桓温三次北伐是王导“克复神州”口号的付诸实践，恢复了部分失地，打击了氐族、羌族、鲜卑族的统治者残暴统治，并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北方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，这些是符合当时中原人民愿望的。
政治
疏陈七事
桓温在进行北伐的同时，深感朝廷“外难未弭，内弊交兴”，曾提出著名的《七项事宜疏》：
抑制朋党，杜绝因政见不同而相互倾轧；
合并、裁撤冗余的官职；
重视机要政务，对公文案卷的处理要限制时日；
明确长幼之礼，奖励忠实、公正的官吏；
褒奖惩罚，应与事实相符；
继承、遵守古制，弘扬学业；
选派史官，编修晋书。
推行土断
东晋朝廷渡江以来，对北来流民采取优待政策，并设置大量的侨州郡县（侨州、侨郡、侨县）予以安置，称为侨人。侨人的户籍称为白籍，不算正式户籍，也不负担国家的赋役。世族地主利用特权，荫庇大量流民，侵占良田，逃避赋役。自咸和年间起，东晋政府开始实行土断，撤销侨置郡县与侨籍，通过清查户口让侨民入当地户籍，同时担负课税与徭役，以稳定国家税收。
兴宁二年（364年）三月初一（庚戌日），桓温受命主持土断，史称“庚戌土断”。他不断土断侨居人户，对世族贵戚隐占人口也进行纠查，对隐匿户口的予以惩处。彭城王司马玄因违禁藏匿流民五户，被下廷尉问罪。仅会稽郡便“亡户归口三万余口”。这次土断卓有成效，使侨户上籍纳租，限制了士族特权，增加了政府租税调役的来源，还大大提高了东晋的经济与军事实力，为太和四年的伐燕之战，以及后来的淝水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提拔人才
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，世族门阀完全垄断中央政权。九品中正制成为门阀贵族仕进、升迁和垄断政治的工具，进一步确立了“举贤不出世族，用法不及权贵”的政治准则，导致了“贵仕素资，皆由门庆，平流进取，坐至公卿”的现象。高门士族世代担任高官美职，寒门地主则无进升之阶。但桓温却能够招纳士人、任贤使能，他主要：
寻访隐逸之士：两晋时期，很多志士仁人修身自保，“藏声江海之上，卷迹嚣氛之表”。仅据《晋书·隐逸列传》记载，桓温便曾先后推荐、拜访孟陋、谯秀、瞿硎先生。
辟举寒门士人：车胤的父亲只是一名郡主簿，但因学习刻苦，能辨识义理，得到桓温所重，被辟为从事。
重用中级士族子弟：习凿齿只是荆楚乡豪出身，却因“博学洽闻，文笔著称”，被桓温辟为从事。
敬重高门士族中贤达而有才干的人：谢安是晋代名相，出身谢氏高门，早年隐居不出，桓温数次征召，终于将他请出，加以重用。此外，袁宏、顾恺之等人皆是高门出身，都曾得到桓温的器重。
对新征服地区，从“行阵”、“亡虏”之内提拔贤良：桓温平蜀后将成汉旧臣王誓、王瑜、邓定、常璩等人辟为参军。
书法
桓温工书法，长于行草，字势遒劲，有王羲之、谢灵运之余韵，有《大事帖》传世。唐代窦臮所著《述书赋》，收录有晋代六十三位书法家，其中便有桓温。明代陶宗仪的《书史会要》也将桓温列入其中。
桓温轶事典故编辑 桓温入峡之叹
桓温率军征蜀，进入三峡，看到陡峭的山壁好像悬挂在天上，翻腾的波涛迅猛飞奔，不禁叹息道：“既然要做忠臣，就不能做孝子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他的意思是做忠臣就不能贪生怕死。
金城泣柳
桓温第二次北伐时，途经金城（侨琅琊郡郡治，今江苏句容北），看见自己早年担任琅琊内史时栽种的柳树已经有十围那么粗壮，感慨道：“木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”他攀着树枝，捉住柳条，不禁泫然泪下。
斥责袁宏
桓温北伐经过淮泗时，与属下僚属登上船楼，遥望中原，感叹道：“神州沦陷，中原化为废墟，王衍等人难逃罪责。”袁宏却道：“国家命运本来就有兴有废，又怎能说是王衍等人的过错呢。”桓温闻言色变，道：“我听说从前刘表有一只千斤重的大牛，吃的草料豆饼十倍于常牛，但载重走远路，还不如一只羸弱的母牛。魏武帝进入荆州，就把它杀了犒劳军士。”他是将袁宏比作大而无用的刘表牛。满座宾客无不骇然。
自比刘琨
桓温自认为雄姿英发，常以刘琨自比。他曾在北方得到一个老婢，曾是刘琨的家伎。老婢一见桓温，便潸然泪下，道：“您长得很像刘司空。”桓温大喜，连忙整理衣冠，问她哪里像。老婢答道：“脸庞很像，就是薄了点；眼睛很像，就是小了点；胡须很像，就是红了点；身材很像，就是矮了点；声音也很像，就是雌了点。”桓温怅然若失，“褫冠解带，昏然而睡”，好几日都闷闷不乐。
流芳遗臭
桓温素怀野心，曾躺在床上对亲信道：“如果一直这么默默无闻，将来死后定会被文景（指从曹魏手里夺得天下的晋景帝司马师、晋文帝司马昭）所笑话。”他随即霍然坐起，又道：“一个人若不能流芳百世，那就应该遗臭万年。”
犹患其重
桓温担任荆州刺史时，一心想在江汉地区施行德政，不想靠酷刑威慑百姓。令史受杖刑，木棒只是从官服上擦过。桓式对桓温道：“刚才我从官署门前经过，看到令史受刑，木棒举起时拂过云彩，落下时掠过地面。”他是在讥讽根本没有打到。桓温却道：“我还担心打得厉害了呢。”
宁为管仲
王珣曾问桓温：“箕子与比干，行事虽有不同，用心却都一样。不知您肯定谁，否定谁？”桓温道：“同样被称为仁人，那我宁愿做管仲。”
翣如母狗
王导与殷浩辩论，桓温、王濛、王述、谢尚都在座。王导感叹道：“刚才我们的谈论，竟然到了不知义理源流归属的地步。至于文辞，我们是不相上下的，正始年间王弼、何晏之间谈玄，可能也就这样了。”次日，桓温对人道：“作业听殷、王二人清谈，非常美妙。谢仁祖也不感到寂寞，我也时时心有所得。回头再看看王濛和王述，就跟身上插着漂亮羽毛扇的母狗一样。”他是在讥讽王濛二人不懂装懂。
哪得坐谈
一次，桓温雪天打猎，碰到王濛、刘惔等人。刘惔见桓温一身戎装，问：“老贼欲持此何作？”桓温说：“我若不为此，卿辈那得坐谈？”
戏弄刘惔
桓温去探望名士刘惔，看到刘惔躺在床上，便用弹弓打他的枕头。结果弹丸迸碎在褥子上。刘惔勃然大怒，起身说道：“使君，这样你就能在战斗中获胜吗？”他是在讥讽桓温当兵出身，做事不离本行。桓温脸色非常不满。
不能语卿
曾经有人向桓温请教谢安、王坦之二人的高下。桓温刚想说，又后悔了，道：“你喜欢传别人的话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家世出身
根据《晋书》记载，桓温是东汉大儒桓荣之后。但据历史学家田余庆考证，桓温的高祖（或高伯祖、高叔祖）是三国时期在嘉平之狱中被司马氏诛杀的曹魏大司农桓范。
谯国龙亢桓氏沦为刑家，在西晋并非高门望族。桓彝南渡后交结名士，跻身江左八达之列，并“志在立功”，曾与明帝密谋平定王敦之乱，使得家族地位有所上升。桓温是桓彝长子，未满周岁时便得到名士温峤的赞赏，因此以“温”为名。
早期事迹
咸和三年（328年），桓彝在苏峻之乱中被叛军将领韩晃杀害，泾县县令江播也曾参与谋划。当时桓温年仅十五岁，枕戈泣血，誓报父仇。咸和六年（331年），江播去世。其子江彪等兄弟三人为父守丧，因怕桓温前来寻仇，预先在丧庐内备好兵器，以防不测。桓温假扮吊客，混入丧庐，手刃江彪，并追杀其二弟，终报父仇，由此为时人所称许。
桓温为人豪爽，姿貌伟岸，风度不凡，后娶南康长公主为妻，加拜驸马都尉，并袭父爵为万宁县男。
咸康元年（335年），桓温出任琅琊内史（相当于太守）。后加辅国将军。
出镇荆州
建元元年（343年）七月，朝廷以桓温为前锋小督、假节，让他率部据守临淮（今江苏盱眙），协助荆州刺史庾翼北伐。同年十月，桓温升任徐州刺史，并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。他与庾翼交好，曾相约一同匡济天下。
永和元年（345年），庾翼病逝，临终前请求让儿子庾爰之接掌荆州，但辅政的侍中何充却推荐桓温。丹杨尹刘惔认为桓温确有奇才，但亦有野心，不能让其掌握荆州形胜之地。他建议会稽王司马昱自领荆州，但司马昱却不肯采纳。同年八月，桓温升任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，并领护南蛮校尉，掌握了长江上游的兵权。
掌握朝政
平定蜀地
桓温出镇荆州后，打算西伐占踞巴蜀的成汉政权，以建立功勋。而当时的成汉正日渐衰微，皇帝李势更是荒淫无道。江夏相袁乔对此极力赞同，建议桓温率领一万精兵轻军速进，直攻成都。同时，他认为北方的后赵政权不敢趁机进犯，以打消桓温的顾虑。桓温遂决定伐蜀。
永和二年（346年）十一月，桓温上疏朝廷，请求伐蜀，但未等朝廷回复，便与征虏将军周抚、辅国将军司马无忌率军西进。他命袁乔率二千人为前锋。朝廷得知后，忧虑不已，认为他兵力过少，又深入险要偏远的蜀地，担心他最终会兵败而回。唯有刘惔认为桓温必能灭蜀。
永和三年（347年）二月，桓温兵至青衣（今四川名山北）。李势命将领李福、昝坚率大军赶赴合水，以抵御晋军。汉军诸将欲在江南设伏，昝坚却从江北鸳鸯琦渡江，向犍为（今四川彭山东）开进，结果与晋军异道而行。同年三月，桓温兵至彭模（今四川彭山东南），留下参军周楚、孙盛看守辎重，自己亲率步兵直趋成都。李福回军袭击彭模，被孙盛等人击退。而桓温则三战三胜，击败李权等部汉军，进逼至成都城下。
昝坚赶到犍为，未遇晋军，便从沙头津（今四川新津南）渡江还军，却得知晋军已攻至成都城外十里陌，因此不战自溃。李势只得集结所有兵力，在成都城外的笮桥与晋军决战。当时战况惨烈，晋军前锋失利，参军龚护战死，汉军的箭矢甚至射到了桓温的马前。诸将皆惧，意欲退兵，而鼓吏却在这时误击前进鼓。袁乔乘势督促军士奋战，终于反败为胜，大败汉军。桓温趁胜攻入成都，并焚毁小城。李势乘夜逃走，远遁九十里，最终决定投降。桓温接受投降，将李势送往建康。成汉政权至此灭亡。
桓温平蜀后，在当地举任贤能，援引贤才为己用，将成汉旧臣王誓、王瑜、邓定、常璩等人辟为参军，成功安抚蜀地。但王誓、邓定不久便举兵叛乱，最终都被晋军讨平。桓温在蜀地留驻一个月，便班师返回江陵（今湖北江陵）。
永和四年（348年），朝廷封赏平蜀之功，欲封桓温为豫章郡公，却被尚书左丞荀蕤劝止。最终，桓温被封为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临贺郡公。
逼废殷浩
平蜀之战使得桓温声名大振，朝廷忌惮不已，担心他日后难以控制。会稽王司马昱只得让扬州刺史殷浩参与朝政，以期能对桓温有所抑制。桓温虽有不满，但因熟知殷浩为人，知其难有作为，对此并不担心。当时，桓温治下有八州之地，自行招募军卒、调配资源，逐渐形成半独立状态，渐露不臣之心。朝廷对他已不能征调如意，但求羁縻而已。因国中无事，君臣尚能相安。
永和五年（349），后赵皇帝石虎病死，北方形势大乱。桓温立刻上疏朝廷，请求北伐，但却始终未得回复。永和七年（351年）十二月，桓温再次“拜表辄行”，率五万大军顺流而下，至武昌（今湖北鄂城）而止。朝廷为此惊恐不安，殷浩也打算辞官避让。司马昱亲自写信给桓温，极力劝阻，终使桓温率军还镇，返回荆州。后来，朝廷又拜桓温为太尉，被桓温拒绝。
此后两年间，殷浩数次北伐，欲进据洛阳，修复园陵，但却屡次战败。军需物资更被掠夺殆尽，朝野怨恨不已。永和十年（354年）正月，桓温上奏朝廷，列举殷浩罪状，迫使朝廷将殷浩废为庶人。从此，朝廷内外大权尽归桓温，朝中已无人再能阻止桓温北伐。
三次北伐
一伐前秦
永和十年（354年）二月，桓温率军北伐前秦。他亲率步骑四万自江陵出发，由水路自襄阳入均口（今湖北均县西），然后自淅川（今河南淅川东）直趋武关（今陕西丹凤东南），同时命梁州刺史司马勋兵出子午道，合击秦军。晋军历经数次血战，生擒前秦将领郭敬，击退淮南王苻生，顺利进入关中。前秦皇帝苻健命苻苌、苻雄、苻菁等将领率五万军队屯兵峣柳（今陕西商县西北），以阻挡晋军。同年四月，桓温转战至灞上（今陕西西安东）。苻苌等部秦军退守长安城南，苻健自领羸兵六千固守内城，附近郡县更是纷纷来降。桓温抚喻百姓，使其安居复业。关中百姓牵牛担酒沿路迎接，许多老人更是疼哭失声：“没想过今天还能再次见到官军！”
桓温进入关中时，正值麦收时节，他就打算就地收麦，以解决军粮问题，于是屯兵不前。苻健闻听晋军收粮，猜到恒温军中粮草不足，遂采取坚壁清野的方式，使得晋军粮秣不继。六月，桓温被迫撤返江陵，并将关中三千多户百姓一同迁走。秦军随后趁势追击，晋军大败，伤亡甚众。
桓温北伐期间，隐居关中的王猛曾前来拜见，并大谈当世之事，旁若无人，深得桓温的赏识。桓温撤退时邀请王猛一同南下，并任命他为高官督护。但王猛却不肯跟随，留在了北方。
二伐姚襄
永和十二年（356年）二月，桓温数次上表，请求朝廷移都洛阳，修复园陵，但都没有得到朝廷同意。不久，朝廷拜桓温为征讨大都督，都督司、冀二州诸军事，负责征讨事宜。七月，桓温自江陵出兵再次北伐，并命督护高武据守鲁阳（今河南鲁山），辅国将军戴施屯驻河上，进逼许昌、洛阳。同时，他上疏朝廷，请求徐、豫二州出兵淮、泗，进入黄河，以配合作战。
同年八月，桓温兵至伊水（在今洛阳城南）。羌族首领姚襄正围困洛阳，闻桓温来攻，撤军而回，在伊水之北拒水而战。桓温亲自披甲督战，命晋军结阵而进，终于大破姚襄，收复洛阳。他进入金墉城，拜谒先帝皇陵，并设置陵使修复皇陵。不久，桓温班师南回，并将三千多家归降百姓南迁至长江、汉水一带。
桓温返回荆州后，先后命部将剿平蛮贼文卢、妖贼李弘，将首级传送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。但与此同时，收复的司隶、豫州、青州、兖州等地再次失陷。升平四年（360年），朝廷封桓温为南郡公，并将其原有爵位临贺郡公降为县公，封授给其次子桓济。
移镇姑孰
隆和元年（362年），前燕将领吕护进攻洛阳。河南太守戴施弃城而逃，冠军将军陈祐遣使告急。五月，桓温派竟陵太守邓遐率三千人协助守城，再次上表要求迁都洛阳，并建议将永嘉之乱后流亡江南者全部北徙，以充实河南之地，皆被朝廷驳回。后来，朝廷又以交州、广州偏远为由，免去桓温的交广二州都督，改授其为都督并司冀三州诸军事。桓温上表推辞。
兴宁元年（363年），朝廷加授桓温为侍中、大司马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假黄钺，赐其羽葆鼓吹一部。二年（364年），桓温率水师进驻合肥，准备北伐。五月，朝廷进封桓温为扬州牧、录尚书事，遣侍中颜旄宣旨，召其入朝参政。桓温以中原尚未恢复为由推托。朝廷不许，再次征桓温入朝，但当桓温赭圻（今安徽繁昌西）时，却又尚书车灌前来制止。桓温遂驻军赭圻，上表辞去录尚书事一职，只遥领扬州牧。兴宁三年（365年），前燕再次攻打洛阳，陈祐出逃。司马昱得知，与桓温在洌洲（在今安徽和县）会面，命他移镇姑孰（今安徽当涂），准备征讨之事，但最终因晋哀帝驾崩而作罢。
太和三年（368年），桓温获加殊礼，位在诸侯王之上。遂驻军赭圻，上表辞去录尚书事一职，只肯遥领扬州牧。
三伐前燕
太和四年（369年）三月，徐兖二州刺史郗愔致信桓温，表示愿意与他共同辅佐王室，请求率部出河上。当时，北府兵卒悍勇，桓温不愿让郗愔掌握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重镇。郗愔之子郗超为桓温参军，暗中将原信毁掉，并以父亲的名义伪造信件，自称老病，请以闲职休养。桓温便顺势改任郗愔为会稽内史，自领徐兖二州刺史，兼并了郗愔的军队。
同年四月，桓温亲率步骑五万，与江州刺史桓冲、豫州刺史袁真一同北伐前燕。他率军攻湖陆，擒获燕将慕容忠，进逼金乡。当时正逢大旱，水道不通，桓温便让人在钜野开凿水路三百里，使船只由清水进入黄河。郗超建议桓温尽率全军直击前燕国都邺城，或者坚守河道，控制漕运，储蓄粮食，直至明年夏天再继续进攻。他认为如不速战速决，当战事拖延至秋冬后，在水量减少而北方早降温的客观条件之下，会令晋军更难维持。但桓温全都不听。
七月，燕国大将慕容垂、傅末波等人率八万大军前来抵抗晋军，两军对峙于枋头（在今河南浚县）。桓温命袁真进攻谯、梁，并打开石门水道。但袁真始终无法开通石门，最终晋军军粮耗尽。九月，桓温焚毁战船，退军而去。慕容垂率八千骑军追赶，与晋军战于襄邑（今河南睢县西）。桓温大败，死伤三万人。
晚年弄权
攻陷寿春
桓温兵败后，退至山阳（今江苏淮安），收集散卒，并将战败之罪委于袁真。他上疏朝廷，请废袁真为庶人。袁真不服，据寿春（今安徽寿县西南）叛变，并暗中勾结前秦、前燕。朝廷不但不敢追究桓温的兵败之责，还命侍中罗含带着牛酒到山阳犒劳桓温，并任命其子桓熙为豫州刺史。后来，桓温又移镇广陵（今江苏扬州）。
太和五年（370年）二月，袁真病死，部将朱辅拥立其子袁瑾为豫州刺史。前燕、前秦都遣军援助袁瑾，桓温命部将竺瑶、矫阳之率军迎战。燕军先至，在武丘（今河南沈丘东南）与竺瑶交战，结果大败而回。同年八月，桓温率二万军队攻打寿春，并筑起长围，将城池团团围困。袁瑾只得婴城固守。
太和六年（371年），前秦将领王鉴、张蚝率军援救袁瑾，结果被桓温部将桓伊、桓石虔（桓温之侄）击败。不久，桓温攻破寿春，俘获袁瑾，将袁瑾、朱辅及其宗族数十人全部送往建康斩首。袁瑾妻女被赏赐将士，所侍养的数百乞活军则被活埋。从此，豫州彻底落入桓温之手。桓温掌握了进入建康的锁钥。
废帝立威
桓温自负才能过人，久怀异志，因此发动北伐希望先建立功勋，然后回朝接受九锡，从而夺取政权。但因第三次北伐失败，声望大减，图谋不成。寿春之战后，桓温曾问郗超道：“这次胜利能雪枋头兵败之耻吗？”郗超则表示不能，并建议桓温效仿伊尹、霍光，废立皇帝，以重立威权。桓温遂决定废黜皇帝司马奕。
太和六年（371年）十一月，桓温带兵入朝，威逼褚太后废除司马奕的帝位。他诬称司马奕因阳痿不能生育，让宠臣相龙、计好、朱炅宝等人与后宫美人私通，所生三子将冒充皇子建储为王。褚太后只得集百官于朝堂，下诏废司马奕为东海王。而后，桓温亲率百官至会稽王邸，迎司马昱入朝，拥立为帝，是为晋简文帝，改元咸安。
晋朝开国百余年，从未发生废立之事。桓温擅行废立，不仅令百官震栗，自己也紧张不已。前秦皇帝苻坚对此不以为然，他道：“桓温此前败于灞上，而今又败于枋头，十五年内两次使国家军队遭受重大打击。不但不反思过错，向百姓谢罪，竟还废黜君主。六十岁的老叟如此举动，如何自容于天下？”
清除异己
桓温废立后，对朝中的异己力量大加废徙。
武陵王司马晞好习武事，又在朝中担任太宰重职，素为桓温所忌。桓温以“聚纳轻剽，苞藏亡命”为由弹劾司马晞，免去司马晞与其子司马综、司马囗的官职，让他们返回封地。后来，桓温又逼新蔡王司马晃自首，称与司马晞、司马综、著作郎殷涓、太宰长史庾倩、散骑常侍庾柔等人谋反，将他们收付廷尉，请予诛杀。简文帝不许。最终，司马晞、司马晃被废为庶人，殷涓、庾倩、庾柔等人都被族诛。颍川庾氏是高门望族，势力强盛，庾希、庾倩等兄弟六人皆为朝中显贵，深为桓温所忌。庾倩、庾柔被诛后，庾蕴饮鸩自尽，庾希则与弟弟庾邈、儿子庾攸之逃入海陵（今江苏泰州）陂泽。青州刺史武沈是庾希表兄，暗中为他供应粮饷。庾友因儿媳桓氏是桓温侄女，得到求情，最终得以幸免。
咸安二年（372年），桓温得知庾希兄弟的踪迹，派军队搜捕。庾希遂与武沈之子武遵在海边聚众抢夺船只，乘夜攻入京口，赶跑晋陵太守卞耽。他们打开监狱，放出数百囚徒，发放兵器，宣称奉密旨除桓温。卞耽逃往曲阿（今江苏丹阳），征发诸县乡兵两千人，与庾希对抗。庾希战败，退守城池。桓温又命东海太守周少孙征讨。周少孙攻克京口，擒获庾希等人。最终，庾希、庾邈、武遵以及子侄、部众全被斩于建康。
桓温诛除庾氏，威势极盛。侍中谢安见而遥拜，更以君臣称作二人关系。而简文帝虽被立为皇帝，但却形同傀儡，常担心被桓温废黜，甚至向郗超询问桓温是否会再行废立。郗超以家族百口担保不会再发生政变，简文帝这才稍微安心。
拒不入朝
简文帝继位不久，便进封桓温为丞相，留其在京师辅政。桓温辞让不受，率军返回白石（今安徽当涂西），还镇姑孰。后来，简文帝又派侍中王坦之征召桓温，请其入朝辅政，并增食邑万户。桓温再次推辞。
咸安二年（372年）七月，简文帝病重，急召桓温回朝，并在一昼夜内连发四道诏书。桓温仍推辞不肯入朝。简文帝只得传下遗诏，让桓温摄政，效仿周公。但侍中王坦之却据理力争，将遗诏中的“摄政”改为“辅政”，依照诸葛亮、王导旧例。随即，简文帝驾崩。桓温原以为简文帝临死会禅位给自己，或让自己摄政，而今大失所望，怨愤不已。
简文帝驾崩后，群臣惧于桓温，不敢拥立太子，都认为应请桓温决定。尚书仆射王彪之极力反对，太子司马曜方才得以继位，是为晋孝武帝。褚太后认为孝武帝年幼，且正在居丧期间，再次提议让桓温摄政，结果被王彪之阻止。后来，孝武帝又命谢安征桓温入朝辅政，并加其前部羽葆鼓吹，赐武贲六十人。桓温仍旧辞让，既不接受，也不入朝。
病重而死
宁康元年（373年）二月，桓温带兵入朝，拜谒皇陵。当时，京中流言四起，都说他此次入京是要诛除王谢、颠覆晋朝。朝廷命谢安、王坦之率百官到新亭（今南京西）迎接，拜于道侧，朝中位望稍高者皆惊慌失措。但桓温却只以“卢悚入宫”一案，将尚书陆始收付廷尉。不久，桓温患病，返回姑孰，前后在京不过十四天。
桓温回到姑孰后，病渐沉重，但仍逼朝廷加其九锡之礼，并多次派人催促。谢安、王坦之见桓温病重，以袁宏所撰锡文不好为由命其修改，借此拖延。同年七月，桓温姑孰病逝，终年六十二，至此锡文仍未完成。朝廷追赠桓温为丞相，谥号宣武，丧礼依照安平献王司马孚、霍光旧例，又赐九旒鸾辂、黄屋左纛等物。
桓温死后，将兵权交付弟弟桓冲，南郡公爵位则由幼子桓玄袭封。世子桓熙不服，遂与叔父桓秘、弟弟桓济谋杀桓冲，结果被桓冲发觉，都被流放长沙。元兴二年（403年）十一月，桓玄代晋称帝，建立桓楚，追尊桓温为宣武皇帝，庙号太祖，墓为永崇陵。
李康 魏晋夫治乱，运也；穷达，命也；贵贱，时也。故运之将隆，必生圣明之君。圣明之君，必有忠贤之臣。其所以相遇也，不求而自合；其所以相亲也，不介而自亲。唱之而必和，谋之而必从，道德玄同，曲折合符，得失不能疑其志，谗构不能离其交，然后得成功也。其所以得然者，岂徒人事哉？授之者天也，告之者神也，成之者运也。
治乱，是由命运决定的；穷达，是由天命决定的；贵贱，是由时机决定的。所以命运将要隆盛的时候，必定产生圣明的君主；有了圣明的君主，必定会有忠贤的臣子。他们彼此的相遇，不是互相访求而是自然地走到一块来的；他们彼此的相亲，不是有人介绍而是自然地亲密起来的。一人吟唱而另一人必定应和，一人谋画而另一人必定听从。彼此道德混同齐一，辗转相合有如符契。无论得失都不会怀疑彼此的志向，谗言挑拨也不能离间他们之间的交情，这样然后才取得了君臣之道的成功。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，哪里仅仅是人为的呢？给予的是天，告知的是神，玉成的是命运啊。
夫黄河清而圣人生，里社鸣而圣人出，群龙见而圣人用。故伊尹，有莘氏之媵臣也，而阿衡于商。太公，渭滨之贱老也，而尚父于周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，在秦而秦霸，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。张良受黄石之符，诵三略之说，以游于群雄，其言也，如以水投石，莫之受也；及其遭汉祖，其言也，如以石投水，莫之逆也。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，而巧言于沛公也。然则张良之言一也，不识其所以合离？合离之由，神明之道也。故彼四贤者，名载于箓图，事应乎天人，其可格之贤愚哉？孔子曰：“清明在躬，气志如神。嗜欲将至，有开必先。天降时雨，山川出云。”诗云：“惟岳降神，生甫及申；惟申及甫，惟周之翰。”运命之谓也。
黄河水清就有圣人诞生，神祠鸣响就有圣人出现，群龙出现就有圣人君临天下。所以伊尹，原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，却辅佐商汤做了阿衡；太公，原是在渭水边上钓鱼的微贱老人，却辅佐周朝做了尚父。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了，到秦国后秦国却成了霸主，不是百里奚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到秦国后就有才能了。张良接受黄石公授与的兵书，诵读记载了三略学问的书籍，然后用所掌握的学问游说群雄，他说的话，却像用水泼向石头一样，没有一个人接受。等到他碰上汉高祖，他说的话，就像将石头投向水中一样，没有一次受到抗拒。不是张良在劝说陈涉、项梁时就笨口拙舌，而在劝说沛公时就能说会道。那么张良说话的技巧前后是一样的，有人不明白前后结果不同的原因是由于不明白君臣所以合离的道理，君臣合离的原因，就像神明之道一样。所以前面提到的四位贤人，姓名被史籍记载，事迹应乎天事合于人心，这哪能用贤明愚昧来加以量度呢！孔子说：“圣人清明在身，气度志向如神。君临天下的欲望将要来到的时候，神灵在为之开路的同时必先为之预备好辅佐的贤臣。就像天将降落及时雨时，山川为之出云一样。”《诗经》说：“中岳嵩山降下神灵，生下了吕侯和申伯。就是吕侯和申伯，辅佐周朝成了中坚。”这里说的就都是命运啊。
岂惟兴主，乱亡者亦如之焉。幽王之惑褒女也，祅始于夏庭。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，征发于社宫。叔孙豹之昵竖牛也，祸成于庚宗。吉凶成败，各以数至。咸皆不求而自合，不介而自亲矣。昔者，圣人受命河洛曰：以文命者，七九而衰；以武兴者，六八而谋。及成王定鼎于郏鄏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故自幽厉之间，周道大坏，二霸之后，礼乐陵迟。文薄之弊，渐于灵景；辩诈之伪，成于七国。酷烈之极，积于亡秦；文章之贵，弃于汉祖。虽仲尼至圣，颜冉大贤，揖让于规矩之内，訚訚于洙、泗之上，不能遏(è)其端；孟轲、孙卿体二希圣，从容正道，不能维其末，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。
岂只是振兴主人的人，导致乱亡的人也是这样。周幽王被褒姒惑乱，其反常怪异开始出现在夏朝宫庭；曹伯阳得到公孙强，迹象最初出现在社宫；叔孙豹宠信竖牛；祸乱在庚宗时就已造成。吉凶成败，各按命运所安排的到来，都是不用寻求而自己就走到了一块，不用媒介而自己就亲密了。以前圣人受命于河图洛书，说：以文德受命的人，七世九世后就要衰微；以武功兴起的人，六世八世后就要重新谋画振兴之策。到成王将九鼎固定在郏鄏，占卜的结果是传世三十代，享国七百年，这是上天所命令的。所以在幽王、厉王之间，周王朝的治国之道就大大败坏；齐桓、晋文二霸之后，礼乐就衰落下来；文德浮薄的弊病，渐渐地在灵王、景王时产生；巧辩欺诈的风气，在七国时形成；极端的残暴，累积于终于灭亡的秦朝；看重文章风尚，在汉高祖刘邦时被抛弃。即使是仲尼这样道德最高尚的人，即使是颜回，冉有这样的大贤，以礼法为准绳大力推行文德，在洙水、泗水之间和颜悦色地教学，也不能阻止浮薄风气的产生；孟轲、孙卿，那样效法颜、回冉有和仰慕至圣孔子，从容奉行正道，也不能在末世发挥应有的维系作用。天下终于发展到大道沉溺的地步，而无法再加以援救。
夫以仲尼之才也，而器不周于鲁卫；以仲尼之辩也，而言不行于定哀；以仲尼之谦也，而见忌于子西；以仲尼之仁也，而取仇于桓魋；以仲尼之智也，而屈厄于陈蔡；以仲尼之行也，而招毁于叔孙。夫道足以济天下，而不得贵于人；言足以经万世，而不见信于时；行足以应神明，而不能弥纶于俗；应聘七十国，而不一获其主；驱骤于蛮夏之域，屈辱于公卿之门，其不遇也如此。及其孙子思，希圣备体，而未之至，封己养高，势动人主。其所游历诸侯，莫不结驷而造门；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。其徒子夏，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。退老于家，魏文候师之，西河之人肃然归德，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。故曰：治乱，运也；穷达，命也；贵贱，时也。而后之君子，区区于一主，叹息于一朝。屈原以之沈湘，贾谊以之发愤，不亦过乎！
像仲尼这样有才能的人，其才能却不合于鲁国、卫国的需要；像仲尼这样有口才的人，其言在鲁定公、鲁哀公那里却得不到施行；像仲尼这样谦逊的人，却被子西所妒忌；像仲尼这样仁爱的人，却同桓魋结下了仇恨；像仲尼这样有智慧的人，却在陈国、蔡国受到了委屈困厄；像仲尼这样有德行的人，却从叔孙武叔那里招来了谗毁。其思想足以救助天下，却不能比别人更尊贵一些；言论主张足以治理万世，却不被当时的国君信用；德行足以应合神明，却不能在世俗间得到推广。先后应聘于七十个国家，却没有碰上一个合适的君主。在各国之间到处急奔，在公卿之门遭受屈辱，仲尼就是这样得不到君主的赏识。到了他的孙子子思，仰慕先圣之道、具备先圣长处但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，却厚遇自己培养高名，其声势倾动了国君。他所游历过的诸侯国，没有哪一个诸侯不驾着四马大车登门拜访；即使是登门拜访的人，也还有不能坐上宾客位置的。仲尼的弟子子夏，是一个登上了正厅但还没有进入内室的人。隐退告老在家，魏文侯拜他为师，西河地区的人们，恭恭敬敬地向其德行归附，把他同夫子相提并论，而没有一个人敢对他的言论妄加非议。所以说：治乱，是由命运决定的；穷达，是由天命决定的；贵贱，是由时机决定的。而后来的君子，固守着一个国君，叹息于一个朝廷，屈原因此而自沉湘水，贾谊因此而悲哀发愤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
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，盖在乎乐天知命矣。故遇之而不怨，居之而不疑也。其身可抑，而道不可屈；其位可排，而名不可夺。譬如水也，通之斯为川焉，塞之斯为渊焉，升之于云则雨施，沈之于地则土润。体清以洗物，不乱于浊；受浊以济物，不伤于清。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。夫忠直之迕于主，独立之负于俗，理势然也。故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出于岸，流必湍之；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。前监不远，覆车继轨。然而志士仁人，犹蹈之而弗悔，操之而弗失，何哉？将以遂志而成名也。求遂其志，而冒风波于险涂；求成其名，而历谤议于当时。彼所以处之，盖有算矣。子夏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故道之将行也，命之将贵也，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，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，不求而自得，不徼而自遇矣。道之将废也，命之将贱也，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？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。
如此说来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，就在于他们能够安于天命而自得其乐了。所以他们遇到困厄时并不生怨，居于高位时并不生疑。其身可以受到压抑，而其思想却不能受到损害；其地位可以受到排挤，而其名誉却不能够丢失。就像水，疏通它就成了江河，堵塞它就成深渊。升到云上去就变成雨下落，沉到地下去就使土润泽。本体清纯用之洗涤万物，不会被污浊淆乱；在受到污浊包围的情形下救助万物，其清纯不会受到损伤。所以圣人身处困厄和显达就像没有区别一样。忠直的言行触犯君主，独立的操守不合世俗，事理之势就是如此。所以树木高出树林，风肯定会把它吹断；土堆突出河岸，急流肯定会把它冲掉；德行高于众人，众人肯定会对他进行诽谤。前车之鉴不远，后来的车也继续翻覆在前车翻覆的路上。然而志士仁人，还要踏着忠直之路进行而不后悔，还要坚持独立的操守而不肯失掉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目的是要以此实现自己的志向，成就自己的声名。为求得自己志向的实现，而在险恶的仕途上经受着风波；为求得自己声名的成功，而经受着时人的诽谤议论。他们之所以身处这样的境地，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。子夏说：“死生是由命定的，富贵是由天安排的。”所以思想将要得到推行的时候，生命将要显贵起来的时候，就像伊尹、吕尚在商代周代兴起，百里奚、张子房在秦国汉朝被任用，是不用追求而自然就会得到，不用追求而自然就能遇上的。而思想将要废弃不用的时候，生命将要微贱的时候，难道只是君子为之感到羞耻而不肯有所作为吗？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干也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。
凡希世苟合之士，蘧蒢戚之人，俛仰尊贵之颜，逶迤势利之间，意无是非，赞之如流；言无可否，应之如响。以窥看为精神，以向背为变通。势之所集，从之如归市；势之所去，弃之如脱遗。其言曰：名与身孰亲也？得与失孰贤也？荣与辱孰珍也？故遂絜其衣服，矜其车徒，冒其货贿，淫其声色，脉脉然自以为得矣。盖见龙逢、比干之亡其身，而不惟飞廉、恶来之灭其族也。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，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。盖讥汲黯之白首于主爵，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。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，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。故夫达者之筭也，亦各有尽矣。
凡苟且迎合世俗之士，喜欢谄谀献媚之人，按照贵人的脸色俯仰行事，在势利之间曲折前行。贵人的意见不管对与不对，赞美之声都像水流淌；贵人的言论不管可行与否，应对之言都如响之应声。以窥看盛衰作为精神，以或向或背算作变通。权势集于某人时，前往追随就像赶集一样踊跃；某人失去权势时，背弃而去就像脱鞋仍掉。他们有话说：“声名和生命哪一个更亲切？获得和丧失哪一个更有利？荣耀和屈辱哪一个更重要？”所以便鲜洁其衣服穿戴，夸耀其车马侍从，贪求其金玉布帛，沉溺其音乐美色，左顾右盼自以为是得到好处了。只看见龙逢、比干失去了生命，而不想想飞廉、恶来也被灭掉了家族。只知道伍子胥在吴国被迫用属镂剑自刎，而不警戒费无忌在楚国也被诛灭。只讥笑汲黯做主爵都尉直到白头，而不警戒张汤后来遇到了以牛车安葬的灾祸。只笑话萧望之被迫自杀受挫于前，而不害怕石显被免官自缢于后。所以这些通达知命者的谋虑，各人都是没有留下余地的。
曰：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，何为者哉？若夫立德必须贵乎？则幽厉之为天子，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。必须势乎？则王莽、董贤之为三公，不如杨雄、仲舒之阒其门也。必须富乎？则齐景之千驷，不如颜回、原宪之约其身也。其为实乎？则执杓而饮河者，不过满腹；弃室而洒雨者，不过濡身；过此以往，弗能受也。其为名乎？则善恶书于史册，毁誉流于千载；赏罚悬于天道，吉凶灼乎鬼神，固可畏也。将以娱耳目、乐心意乎？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，则天下之货毕陈矣。褰裳而涉汶阳之丘，则天下之稼如云矣。椎紒而守敖庾、海陵之仓，则山坻之积在前矣。扱衽而登钟山、蓝田之上，则夜光玙璠之珍可观矣。夫如是也，为物甚众，为己甚寡，不爱其身，而啬其神。风惊尘起，散而不止。六疾待其前，五刑随其后。利害生其左，攻夺出其右，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，分荣辱之客主哉。
那么要问：大凡人们之所以奔走竞争富贵，是为了什么呢？树立圣人之德必须尊贵吗？那么周幽王、周厉王之为天子，不如仲尼之为陪臣。必须权势吗？那么王莽、董贤之为三公，不如扬雄、董仲舒门庭冷清。必须富有吗？那么齐景公拥有四千匹马，不如颜回、原宪检束其身。是为财物吗？那么拿着勺到河边饮水的人，不过饮个满腹，离开屋子到外面淋雨的人，不过淋湿身子，超过了这个需要的河水雨水，是无法再接受的。是为名声吗？那么善恶记载在史册上，诋毁赞誉流传千年，赏罚由天神的意志所支配，吉凶对于鬼神最明白，这本来就是可怕的。将要以此来愉悦耳目快乐心意吗？譬如命御者驾车游览五都的人，就可以看到天下的货物全都陈列在那里了；提着衣裳登上汶阳的山丘，就可以看到天下的庄稼像云彩一样多了；挽着椎髻的士兵守卫敖庾、海陵两座粮仓，就可以看到小山一样的粮食堆积在眼前了；插上衣襟登上钟山和蓝田，夜光、玙璠的珍贵就可以看到了。像这样，东西特别的多，而归自己所有的又特别的少；不爱惜自己的品节，却爱惜自己的精神；大风骤起尘埃飞升，尘埃飘散却不停止；六种疾病等在前面，五种刑法跟在后面；利害产生在左面，攻夺出现在右面；却还自以为看清了生命和声名的亲疏，分清了荣耀和屈辱的主客呢！
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，何以守位曰仁，何以正人曰义。故古之王者，盖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也。古之仕者，盖以官行其义，不以利冒其官也。古之君子，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，不耻能治而弗得也。原乎天人之性，核乎邪正之分，权乎祸福之门，终乎荣辱之算，其昭然矣。故君子舍彼取此。若夫出处不违其时，默语不失其人，天动星回而辰极犹居其所，玑旋轮转，而衡轴犹执其中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，贻厥孙谋，以燕翼子者，昔吾先友，尝从事于斯矣。
天地的大德叫生长万物，圣人的大宝叫地位。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叫做仁，用什么来端正人心叫做义。所以古代做王的人，只用他一个人来治理天下，不是用天下来奉养他一个人；古代做官的人，是利用官位施行他的义，不是因为利禄贪求他的官位。古代的君子，羞愧得到了官位却不能进行治理，不羞愧能够进行治理却没有得到官位。探究天和人的本性，考查邪和正的分别，权衡祸与福的门径，最终得出关于荣与辱的谋虑，其区别十分显然，所以君子要舍彼而取此。至于出来做官和在家隐处要不违其时，静默和说话要不失其人。天体转动众星运转，而北极星仍停留在老地方；璇玑像车轮一样不停转动，而衡星像车轴一样仍居中执掌。既明白事理又知识渊博，以保全自己的节操，将这长远的谋虑留传下去，以安定保护好子孙，以前我祖先的朋友便曾这样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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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渊明 魏晋秋日凄且厉，百卉具已腓。
秋天的景象凄清而且萧肃，百草都已经枯萎衰颓。
爰以履霜节，登高饯将归。
于是在霜露降落的九月，登高饯别送友人去外地上任。
寒气冒山泽，游云倏无依。
肃肃的寒气笼罩着山涧，游云飘忽不定无所依傍。
洲渚四缅邈，风水互乖违。
遥望水中洲渚似乎是很缥缈的景象，风向与水流的方向相违背。
瞻夕欣良宴，离言聿云悲。
眺望暮景又很欣喜逢见这样的盛筵，离别的话语使人感到伤悲。
晨鸟暮来还，悬车敛馀辉。
早晨飞去的乌儿傍晚已经飞回来了，太阳渐渐收敛起余下的光辉。
逝止判殊路，旋驾怅迟迟。
过去的人和留下的人道路完全不同，调转我的车马，无限惆怅地缓缓走在回去的路上。
目送回舟远，情随万化遗。
眼看归去的小船越行越远，心情随着万物的变化而变化，紧紧相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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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渊明 魏晋
余家贫，耕植不足以自给。幼稚盈室，瓶无储粟，生生所资，未见其术。亲故多劝余为长吏，脱然有怀，求之靡途。会有四方之事，诸侯以惠爱为德，家叔以余贫苦，遂见用于小邑。于时风波未静，心惮远役，彭泽去家百里，公田之利，足以为酒。故便求之。及少日，眷然有归欤之情。何则？质性自然，非矫厉所得。饥冻虽切，违己交病。尝从人事，皆口腹自役。于是怅然慷慨，深愧平生之志。犹望一稔，当敛裳宵逝。寻程氏妹丧于武昌，情在骏奔，自免去职。仲秋至冬，在官八十余日。因事顺心，命篇曰《归去来兮》。乙巳岁十一月也。
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？既自以心为形役，奚惆怅而独悲？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。舟遥遥以轻飏，风飘飘而吹衣。问征夫以前路，恨晨光之熹微。
我家贫穷，种田不能够自给。孩子很多，米缸里没有存粮，维持生活所需的一切，没有办法解决。亲友大都劝我去做官，我心里也有这个念头，可是求官缺少门路。正赶上有奉使外出的官吏，地方大吏以爱惜人才为美德，叔父也因为我家境贫苦（替我设法），我就被委任到小县做官。那时社会上动荡不安，心里惧怕到远地当官。彭泽县离家一百里，公田收获的粮食，足够造酒饮用，所以就请求去那里。等到过了一些日子，便产生了留恋故园的怀乡感情。那是为什么？本性任其自然，这是勉强不得的；饥寒虽然来得急迫，但是违背本意去做官，身心都感痛苦。过去为官做事，都是为了吃饭而役使自己。于是惆怅感慨，深深有愧于平生的志愿。只再等上一年，便收拾行装连夜离去。不久，嫁到程家的妹妹在武昌去世，去吊丧的心情像骏马奔驰一样急迫，自己请求免去官职。自立秋第二个月到冬天，在职共多天。因辞官而顺遂了心愿，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归去来兮》。这时候正是乙巳年（晋安帝义熙元年）十一月。
乃瞻衡宇，载欣载奔。僮仆欢迎，稚子候门。三径就荒，松菊犹存。携幼入室，有酒盈樽。引壶觞以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颜。倚南窗以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。园日涉以成趣，门虽设而常关。策扶老以流憩，时矫首而遐观。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。景翳翳以将入，抚孤松而盘桓。
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？
归去来兮，请息交以绝游。世与我而相违，复驾言兮焉求？悦亲戚之情话，乐琴书以消忧。农人告余以春及，将有事于西畴。或命巾车，或棹孤舟。既窈窕以寻壑，亦崎岖而经丘。木欣欣以向荣，泉涓涓而始流。善万物之得时，感吾生之行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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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矣乎！寓形宇内复几时。曷不委心任去留？胡为乎遑遑欲何之？富贵非吾愿，帝乡不可期。怀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耘耔。登东皋以舒啸，临清流而赋诗。聊乘化以归尽，乐夫天命复奚疑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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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华
陈琳
曹丕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