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咏三良》

唐代 柳宗元柳宗元 唐代

束带值明后,顾盼流辉光。

衣冠整洁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,他们才高志大,一顾一盼都光彩四射。

一心在陈力,鼎列夸四方。

他们竭尽全力辅助朝政,使秦国与列国鼎足而立,受到四方称颂。

款款效忠信,恩义皎如霜。

三良效忠穆公恳切殷勤忠诚不二,君臣间恩礼情义就像秋霜般洁净。

生时亮同体,死没宁分张。

穆公在生时同三良就像一个人一样,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。

壮躯闭幽隧,猛志填黄肠。

壮士之躯埋闭在幽深墓道,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。

殉死礼所非,况乃用其良。

人死陪葬不是礼义之举,况且还是用他的忠信良臣!

霸基弊不振,晋楚更张皇。

霸主的基业于是乎衰败不振,而晋楚的国势趁此壮大兴隆。

疾病命固乱,魏氏言有章。

魏武帝之子之所以不从父命,以人为殉,是认识到父亲被疾病搞迷乱了,遗命不需要遵从。

从邪陷厥父,吾欲讨彼狂。

康公遵从非礼的殉葬作法,陷入父皇陷阱,我想揭竿而起讨伐那昏庸的秦康公。

明后:明君,谓秦穆公。

幽隧:墓道。黄肠:苏林曰: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,故曰黄肠,指棺木。

张皇:张大、扩大。

从邪:指殉葬之作法。彼狂:指秦穆公子康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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咏三良 诗词大意

  “三良”事最早见于《诗经·秦风·黄鸟》。据《左传》鲁文公六年载,“秦穆公任好卒,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针虎为殉,皆秦之良也。国人哀之,为之赋《黄鸟》。”此后史家、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,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,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,三良自愿殉葬;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、个体生命价值的,如陶渊明、苏轼等等。

  柳宗元《咏三良》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。前十句为第一层,是就三良来说。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,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、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。应该说,这与《黄鸟》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。《黄鸟》首章云:“交交黄鸟,止于棘。谁从穆公,子车、奄息。维此奄息,百夫之特。临其穴,惴惴其栗。彼苍者天,歼我良人。如可赎兮,人百其身”。清马瑞辰曰:“诗以黄鸟之止棘、止桑、止楚,为不得其所,兴三良之从死,为不得其死也。棘、楚皆小木,桑亦非黄鸟所宜止,《小雅·黄鸟》诗‘无集于桑’是其证也。”马说甚是。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“临其穴,惴惴其栗”,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,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。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,也是有所本的。汉末王粲《咏史诗》论三良之死曰:“结发事明君,受恩良不訾。临末要之死,焉得不相随?……人生各有志,终不为此移。同知埋身剧,心亦有所施。”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。二诗对照,无论是“束带值明后”与“结发事明君”的细节描绘,还是“生时亮同体,死没宁分张”与“人生各有志,终不为此移”的死亡价值判断,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。究其原因,王粲《咏史诗》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,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,故宣扬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精神,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。而柳宗元《咏三良》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,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,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。其《读书》一诗云:“幽沈谢世事,俛默窥唐虞。上下观古今,起伏千万途。遇欣或自笑,感戚亦以吁。”《咏史》之咏叹燕昭王、乐毅,《咏三良》之批判秦康公,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。其《冉溪》诗云:“少时陈力希公侯,许国不复为身谋。”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,刘禹锡、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,使得“人情大悦”,政局为之一新。“生时亮同体,死没宁分张”,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。

 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《咏三良》诗的政治隐喻不谈,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,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。陶诗虽亦有“出则陪文舆,入必侍丹帷。箴规向已从,计议初无亏”的描述,但“忠情谬获露,遂为君所私”与“厚恩固难忘,君命安可违”的议论,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。事君以忠,为君所赏,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,但若过于忠诚,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,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。渊明说“忠情谬获露”,“谬”字真是深可玩味: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,“君命安可违”实乃“君命不可违”。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。人才乃国之公器,非国君的一己之私,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。这直接启发了苏轼《和〈咏三良〉》“我岂犬马哉?从君求盖帷”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“杀身固有道,大节要不亏”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。宗元《咏三良》诗在这一点上,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。

  《咏三良》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,是就秦康公来说。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,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,朱熹即云:“史记秦武公卒,初以人从死,死者六十六人。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,而三良与焉。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,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。于是习以为常,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。”在中原地区人看来,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,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,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。穆公死后,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,晋、楚相继称霸,这和穆公以贤殉葬、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。《左传》中“君子”即言:“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,死而弃民。先王违世,犹诒之法,而况夺之善人乎?……今纵无法以遗后嗣,而又收其良以死,难以在上矣。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。”宗元所论正是本此。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,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,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。《左传》鲁宣公十五年记载:“魏武子有嬖妾,无子。武子疾,命颗曰:‘必嫁是。’疾病则曰:‘必以为殉。’及卒,颗嫁之,曰:‘疾病则乱,吾从其治也。’”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。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,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。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,却没有康公的声音,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,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,康公命令他们不死,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,而且还可赢得人心,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,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。在这种情况下,康公如果选择沉默,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。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。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,然而倘若仔细研究,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。

  首先,如前朱熹所言,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,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,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,没有与时俱进。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,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。

  其次,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: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,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,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,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,在“父没,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,可谓孝矣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的春秋时期,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,无可厚非。当然,康公以三良殉葬,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,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(他本可以挽救的),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,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。不过宗元说“吾欲讨彼狂”,称康公为狂乱之人,大加讨伐,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。苏辙以为:“然三良之死,穆公之命也。康公从其言而不改,其亦异于魏颗矣。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。”与宗元一样,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,自然也谈不上“了解之同情”了。

  再次,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,如前所述,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。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“从邪陷厥父”。这里,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。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,康公如果改变父命,这无疑是正确之举。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,就诗歌本身来说,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,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,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,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。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。


  • 诗词译文
  • 创作背景

衣冠整洁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,他们才高志大,一顾一盼都光彩四射。

他们竭尽全力辅助朝政,使秦国与列国鼎足而立,受到四方称颂。

三良效忠穆公恳切殷勤忠诚不二,君臣间恩礼情义就像秋霜般洁净。

穆公在生时同三良就像一个人一样,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。

壮士之躯埋闭在幽深墓道,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。

人死陪葬不是礼义之举,况且还是用他的忠信良臣!

霸主的基业于是乎衰败不振,而晋楚的国势趁此壮大兴隆。

魏武帝之子之所以不从父命,以人为殉,是认识到父亲被疾病搞迷乱了,遗命不需要遵从。

康公遵从非礼的殉葬作法,陷入父皇陷阱,我想揭竿而起讨伐那昏庸的秦康公。

秦穆公卒,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针虎为殉,皆秦之良也。

明后:明君,谓秦穆公。

幽隧:墓道。

黄肠:苏林曰: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,故曰黄肠,指棺木。

张皇:张大、扩大。

从邪:指殉葬之作法。

彼狂:指秦穆公子康公。

  这首诗是柳宗元在唐宪宗元和四年(809年)贬谪永州(今属湖南)期间读书有感而作。柳宗元在唐顺宗永贞元年(805年)被贬来永州,而唐宪宗即位(806年)后,仍信谗贬贤,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远荒凉的永州任司马,这使柳宗元感到失望、迷茫和郁愤。



参考资料:

1、高平.柳宗元《咏三良》诗质疑[J].古典文学知识,2008(02)

柳宗元的诗词欣赏

《零陵春望》

唐代 柳宗元柳宗元 唐代

平野春草绿,晓莺啼远林。

平坦空旷的原野上,春天的芳草满是绿意,早晨的莺鸟在远方的树林间啼鸣。

日晴潇湘渚,云断岣嵝岑。

阳光晴和,洒落在潇水与湘水的岸边沙洲,云朵断续不接,飘扬在岣嵝山的小峰上。

仙驾不可望,世途非所任。

得道成仙是无从盼望的,世间也非我所能承受的居处。

凝情空景慕,万里苍梧阴。

沉思凝神也只能空自仰慕,那万里之外,卒于苍梧之野的舜帝英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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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送薛存义序》

唐代 柳宗元柳宗元 唐代

  河东薛存义将行,柳子载肉于俎,崇酒於觞,追而送之江浒,饮食之。且告曰:“凡吏于土者,若知其职乎?盖民之役,非以役民而已也。凡民之食于土者,出其什一佣乎吏,使司平于我也。今我受其直,怠其事者,天下皆然。岂惟怠之,又从而盗之。向使佣一夫于家,受若值,怠若事,又盗若货器,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。以今天下多类此,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,何哉?势不同也。势不同而理同,如吾民何?有达于理者,得不恐而畏乎!”

  河东人薛存义将要启程,我准备把肉放在盘子里,把酒斟满酒杯,追赶进而送到江边,请他喝,请他吃,并且告诉说:“凡是在地方上做官的人,你知道地方官的职责吗?(他们是)老百姓的仆役,并不是来役使老百姓的。凡是靠土地生活的人,拿出田亩收入的十分一来雇佣官吏,目的是让官吏为自己主持公道。现在自己做官的接受了老百姓的俸禄却不认真给他们办事,普天之下到处都是。哪里只是不认真?而且还要贪污、敲诈等行径。假若雇一个干活的人在家里,接受了你的报酬,不认真替你干活,而且还盗窃你的财物,那么你必然很恼怒进而赶走、处罚他。现在的官吏大多是像这样的,而百姓却不敢尽情地把愤怒发泄出来并责罚他们,这是为什么呢?情势不同啊。地位情况不同而道理一样,对我们的老百姓该怎么办?有明于事理的人,能不惶恐并敬畏吗?”

  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。早作而夜思,勤力而劳心;讼者平,赋者均,老弱无怀诈暴憎。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,其知恐而畏也审矣。

  薛存义代理零陵县令两年了。每天很早便起床工作,晚上还在考虑问题,辛勤用力而耗费心血,打官司的都得到公平处理,缴纳赋税的都均衡合理,老的少的都没有内怀欺诈或外露憎恶的,他的行为的确没有白拿俸禄了,他知道惶恐和敬畏也明白无误。

  吾贱且辱,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;于其往也,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。

  我低贱并且被贬谪。不能在官员的评议中参与什么评议,在他临行的时候,因此,赠给酒肉而再加上这些赠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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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别梦得》

唐代 柳宗元柳宗元 唐代

二十年来万事同,今朝岐路忽西东。

二十年来历经沧桑患难相同,今天忽然歧路分别各自西东。

皇恩若许归田去,晚岁当为邻舍翁。

如果皇恩浩荡允许回家种地,晚年就日夕相处做邻居老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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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》

唐代 柳宗元柳宗元 唐代

城上高楼接大荒,海天愁思正茫茫。

从城上高楼远眺空旷的荒野,如茫茫海天般的愁思涌了出来。

惊风乱飐芙蓉水,密雨斜侵薜荔墙。

急风胡乱地掀动水中的荷花,密雨斜打在长满薜荔的墙上。

岭树重遮千里目,江流曲似九回肠。

山上的树重重遮住了远望的视线,江流曲折就像九转的回肠。

共来百越文身地,犹自音书滞一乡。

我们一起来到百越这个少数民族地区,虽然处于一地音书却阻滞难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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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长沙驿前南楼感旧》

唐代 柳宗元柳宗元 唐代

海鹤一为别,存亡三十秋。

与品德高尚的你相别,如今已有三十个春秋。

今来数行泪,独上驿南楼。

今天我独自登临故地,形影孤单,物是人非,禁不住流下了悲伤的泪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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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》

唐代 柳宗元柳宗元 唐代

志适不期贵,道存岂偷生?

只期达到明道志,不求富贵怕偷生。

久忘上封事,复笑升天行。

今久淡忘曾上奏,更笑求仙学道人。

窜逐宦湘浦,摇心剧悬旌。

才贬永州司马时,食宿不安心担惊。

始惊陷世议,终欲逃天刑。

先怕横遭世人议,后恐帝王赐死刑。

岁月杀忧栗,慵疏寡将迎。

担心今随岁月去,闲散无事少应承。

追游疑所爱,且复舒吾情。

畅游山水本所爱,排遣郁闷舒我情。

石角恣幽步,长乌遂遐征。

幽静石角信步至,远村长乌得空行。

磴回茂树断,景晏寒川明。

茂林遮断石磴路,穿林突现平川明。

旷望少行人,时闻田鹳鸣。

远望但见行人少,时闻田鹳三两声。

风篁冒水远,霜稻侵山平。

风吹竹低远水现,傲霜稻海与山平。

稍与人事间,益知身世轻。

参与人间俗世事,更知小我身世轻。

为农信可乐,居宠真虚荣。

为农确有真欢乐,居官满篇虚荣心。

乔木余故国,愿言果丹诚。

朝中不乏栋梁材,但愿为国献忠诚。

四支反田亩,释志东皋耕。

我欲弃官归田园,躬耕东皋慰平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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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汨罗遇风》

唐代 柳宗元柳宗元 唐代

南来不作楚臣悲,重入修门自有期。

我从南方归来不必再象屈原那样为报国无门而悲伤自怜,眼看着就能回到长安回到朝堂。

为报春风汨罗道,莫将波浪枉明时。

在这春风中行进在汨罗江边的路上,回想起先贤,激励着自己要有所作为,不要辜负了这开明的时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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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柳州寄丈人周韶州》

唐代 柳宗元柳宗元 唐代

越绝孤城千万峰,空斋不语坐高舂。

地处越绝之境的柳州,只见山峰万千,连绵不断。我整日坐在空荡荡的书屋,沉默不语,愁绪难奈。

印文生绿经旬合,砚匣留尘尽日封。

那官印经久不用已生绿霉,砚盒也久不磨墨被尘土遮盖。

梅岭寒烟藏翡翠,桂江秋水露鰅鳙。

遥望韶州方面的梅岭,如藏在烟雾之中的翡翠,近看秋日的柳州河水,偶尔可见怪鱼鰅鳙浮上来。

丈人本自忘机事,为想年来憔悴容。

老朋友啊,千万不要任性为人行事,而忘掉了机巧权变,想想我如此凄然寂寞,当以为戒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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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捕蛇者说》

唐代 柳宗元柳宗元 唐代

  永州之野产异蛇:黑质而白章,触草木尽死;以啮人,无御之者。然得而腊之以为饵,可以已大风、挛踠、瘘疠,去死肌,杀三虫。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,岁赋其二。募有能捕之者,当其租入。永之人争奔走焉。

  有蒋氏者,专其利三世矣。问之,则曰:“吾祖死于是,吾父死于是,今吾嗣为之十二年,几死者数矣。”言之貌若甚戚者。余悲之,且曰:“若毒之乎?余将告于莅事者,更若役,复若赋,则何如?”蒋氏大戚,汪然出涕,曰:“君将哀而生之乎?则吾斯役之不幸,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。向吾不为斯役,则久已病矣。自吾氏三世居是乡,积于今六十岁矣。而乡邻之生日蹙,殚其地之出,竭其庐之入。号呼而转徙,饥渴而顿踣。触风雨,犯寒暑,呼嘘毒疠,往往而死者,相藉也。曩与吾祖居者,今其室十无一焉。与吾父居者,今其室十无二三焉。与吾居十二年者,今其室十无四五焉。非死则徙尔,而吾以捕蛇独存。悍吏之来吾乡,叫嚣乎东西,隳突乎南北;哗然而骇者,虽鸡狗不得宁焉。吾恂恂而起,视其缶,而吾蛇尚存,则弛然而卧。谨食之,时而献焉。退而甘食其土之有,以尽吾齿。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,其余则熙熙而乐,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。今虽死乎此,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,又安敢毒耶?”

然得而腊之以为饵,可以已大风、挛踠、瘘疠,去死肌,杀三虫。

  余闻而愈悲,孔子曰:“苛政猛于虎也!”吾尝疑乎是,今以蒋氏观之,犹信。呜呼!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!故为之说,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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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饥渴而顿踣一作:饿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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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永州韦使君新堂记》

唐代 柳宗元柳宗元 唐代

  将为穹谷嵁岩渊池于郊邑之中,则必辇山石,沟涧壑,陵绝险阻,疲极人力,乃可以有为也。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状,咸无得焉。逸其人,因其地,全其天,昔之所难,今于是乎在。

  如果打算在城邑营造幽谷、峭壁和深池,那就必须运载山石,开凿山涧沟壑,逾越险阻,耗尽人力,才可能办到。可是要想有那种天造地设的景致,则不能做到。而不必耗费民力,顺应地形,且能保持天然之美,这种在过去很难办到的事情,如今在这里出现了。

  永州实惟九疑之麓。其始度土者,环山为城。有石焉,翳于奥草;有泉焉,伏于土涂。蛇虺之所蟠,狸鼠之所游。茂树恶木,嘉葩毒卉,乱杂而争植,号为秽墟。

  永州在九嶷山麓,最初在这里测量规划的人,也曾环绕着山麓建起了城市。这里有山石,却被茂密的草丛遮蔽着;这里有清泉,却埋藏在污泥之下,成了毒蛇盘踞,狸鼠出没有地方。嘉树和恶木,鲜花与毒草,混杂一处,竞相疯长。因此被称为荒凉的地方。

  韦公之来,既逾月,理甚无事。望其地,且异之。始命芟其芜,行其涂。积之丘如,蠲之浏如。既焚既酾,奇势迭出。清浊辨质,美恶异位。视其植,则清秀敷舒;视其蓄,则溶漾纡余。怪石森然,周于四隅。或列或跪,或立或仆,窍穴逶邃,堆阜突怒。乃作栋宇,以为观游。凡其物类,无不合形辅势,效伎于堂庑之下。外之连山高原,林麓之崖,间厕隐显。迩延野绿,远混天碧,咸会于谯门之内。

  韦公来到永州,过了一个月,州政大治,没有多少事情。望着这块土地,感到它很不平常,才让人铲除荒草,挖去污泥。铲下来的草堆积如山,疏通后的泉水晶莹清澈。烧掉了杂草,疏通了清泉,奇特的景致层出不穷。清秀和污浊分开了,美景代替了荒凉。看那树木,则清秀挺拔,枝叶舒展;看那湖水,则微波荡漾,曲折萦回。怪石森然繁密,环绕四周。有的排列成行,有的如同跪拜,有的站立,有的卧倒。石洞曲折幽深,石山突兀高耸。于是在此建造厅堂,作为观赏游玩的地方。所有的怪石无不适应地形地势,献技于堂庑之下。新堂的外边,高原和山连接,林木覆盖的山脚悬崖,穿插交错,或隐或现。绿色的原野从近处伸向远方,跟碧蓝的天空连成了一体。这一切,都汇集在门楼之内。

  已乃延客入观,继以宴娱。或赞且贺曰:“见公之作,知公之志。公之因土而得胜,岂不欲因俗以成化?公之择恶而取美,岂不欲除残而佑仁?公之蠲浊而流清,岂不欲废贪而立廉?公之居高以望远,岂不欲家抚而户晓?夫然,则是堂也,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?山原林麓之观欤?将使继公之理者,视其细知其大也。”宗元请志诸石,措诸壁,编以为二千石楷法。

  新堂盖好后,使君便邀请客人前来参观,接着又设宴娱乐。有的边赞誉,边祝贺说:“看到您修建这新堂,便知道您的心志。您随着地势开辟出胜景,难道不就是想顺着当地的风俗来形成教化吗?您铲除恶木毒草而保留嘉树鲜花,难道不就是想铲除凶暴而保护仁者吗?您挖除污泥而使清泉流淌,难道不就是想除去贪污而提倡廉洁吗?您登临高处而纵目远望,难道不就是想让每个家庭都安定和富饶吗?既然这样,那么建这个新堂难道仅仅是为了草木土石清泉流水怡人心意,或是为了观赏山峦、原野和树林的景色吗?该是希望继使君后治理这个州的人,能够通过这件小事,懂得治民的大道理啊。”宗元请求把这篇记文镌刻在石板上,嵌在墙里,编入书中,作为刺史的楷模法式。 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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